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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葛运琴的博客

用心做事,率真做人

 
 
 

日志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部分章节  

2012-03-08 09:56:30|  分类: 学校发展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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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教育其实很简单:一腔真爱,一份宽容,如此而已。

 

—李希贵

 

第一章  乡村中学

 

回想走过的路,我至今难以忘怀高密四中。位于山东高密双羊镇的那所乡村中学,是我教育生涯的第一个驿站。在这里,我从一个语文教师干起,开始了对教育的实践感悟,奠定了我教育理想的底色,我越来越清楚的是,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包括人的智力和心灵、思维和情感,而不是束缚人、压抑人、限制人。

一、教育,从平等开始

教师完全可以道歉

1980年12月,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我来到了坐落在潍河东岸双双羊镇的山东省高密县第四中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这是一所只有9个教学班的农村高级中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农民子弟,学校在当地以吃苦耐劳声名远扬,“严格、严肃、严谨”的“三严”精神,是学校引以自豪的传统。

报到的时候,正是县里召开高考表彰会议的前夕,四中被指名在会上介绍经验,典型材料还没有写好。校领导一见来了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二话没说,就把写材料的任务压给了我。这下可难坏了我,不用说总结高考经验,就是让我谈谈教学常规也不见得在行,再加上人生地疏,对情况不熟悉,这经验可怎么总结?可能当时的脸色难看,领导一个劲地安慰我说,不要紧,材料的框架县里都给定好了,就是3大块:管理要严格、教育要严肃、教学要严谨。只要把握这个大路子,就没什么大问题。没有退路,我只好把能够搜罗到的关于中的文字材料,搬到我的宿舍,然后仔仔细细地阅读、体会。拼了几天,香蕉是完成了任务。

到县里送材料交差很顺利。据说原因就是“思路对头”,“三严”精神把握很到位。后来才知道,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我教育的过程。我是这所学校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怕我吃不透校情,思想不到位。写总结材料,既让我了解了学校,同时也大概地了解一下我的情况,起码是文字方面的水平。

这个过程,事实上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育是什么?教师应该怎样做?教学又是怎么回事?从那几天的深入阅读中,我得出了第一印象,而这“第一印象”一直作为我教学的底色,深深地影响了我好多年。

可见,教育无痕,有效的教育是把教育目的隐藏起来的教育,是不动声色的教育。

我开始为自己找一些“道具”,做一些伪装,力图把自己装扮得“厉害”一些。因为,好多迹象告诉我,在这样一个校园里,厉害,其实就是优秀的代名词。

于是,在教室里,学生宿舍里,运动场上,甚至学生食堂里时刻保持着厉害的模样,严肃、冷峻、不苟言笑。

可是,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同学们并不买账。

一个星期天傍晚,上晚自习了,可班里的团支书和另外几个女同学没来上课。团支书是我心目中的好学生,各个方面在班内都堪称楷模,今天竟然也旷课了,是不是叫老师们给宠坏了?我很有些生气,蹲在教室门前,想来个守株待兔。果然,不一会儿,几个女同学急匆匆地从校门口跑过来。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阵急风暴雨,她们几个包括团支书都站在教室门前哭了。

下晚自习了,团支书和一位女生走进我办公室。她们两个的眼睛还有些红肿,站在办公桌对面,显得特别镇静。原来,她们是为了送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到医院急诊才迟到的。当她们把病号安顿好,住上院,满心快慰地赶回学校时,满以为能得到老师的肯定,没想到老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我一下子懵了。面对两位可爱的学生,我好长时间无言以对。她们两个也把头埋在胸前,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语言,最后,只好鼓起勇气说:“看来还是老师错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她们像是被蜇了一样,不知所措,想说些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最后,团支书说了一句叫我印象深刻的话:“老师,您可不能说对不起;怎么说,错误也是我们当学生的。”

真奇怪,她们越是这样,我反而越是内疚。我把她们让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她们认真地检讨起来,一直到她们那惊奇的眼睛变得兴奋,并且,像同行一样和我交流起来。

和学生平等地坐下交流,才知道她们并不是小孩子。其实,她们有好多想法,甚至不乏真知灼见。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聊到很晚。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学生。原来,教师完全可以道歉,教育完全可以在乎起平坐的状态下进行,除了“三严”精神之外,道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开始思索,究竟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是有助于教育成功、有助于学生发展的师生关系,教育活动究竟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框架里才是真正高效的和有活力的,教师的民主意识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有哪些益处。

学生不需要假分数

1982年夏天,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毕业。

毕业典礼和班级师生茶话会上,向来被老师们看好的程联等几位“好学生”却不见了,班上的同学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程联是刚刚评上的省级优秀学生,按照当时的政策,高考成绩可以加20分录取。全校仅有的两个“省优”指标能落到他头上,是因为他是高考“边缘生”。仅靠分数硬碰硬,他肯定上不了录取线,加上这20分,为学校增加一个本科名额,那是十拿九稳的。按说,这样的学生本应在茶话会上对老师和学校“感恩戴德”才对,关键时候怎么会不见了?

原来,他们几个早就烦透了学校,躲到校外野地里喝啤酒去了。一直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所有的课本,甚至把刚刚发下的毕业证书,全都抛撒到操场上烧了。最后,他们几个竟然头拱在地上嚎啕大哭。

循着哭喊声,我找到了操场。看到他们那狼狈相,我气不打一处来,大步赶上去,我的喊叫可能有点儿怕人,一下子把他们几个惊呆了。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缓了缓气说:“你们这算干什么!老师同学都在等着,你们可倒自在!”我又盯着程联说:“连你也这么不像话,你对得起学校吗?”

这句话可能真的刺激了程联,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声喊着:“老师,我不要这20分!我不会给你们涂脂抹粉了。考不上大学,我也不要这假分数!我知道,这分数应该是吴鸣的。你们必须改过来!”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省级优秀学生真应该是吴鸣的。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还因为见义勇为受过轻伤。但吴鸣太出色了,不用任何加分,考入名牌大学就绰绰有余,所以领导斟酌再三,还是忍痛割爱,把“优秀”送给了程联。

程联似乎还没有消气,继续发泄着,而且越说越激动,“什么老师?什么校长?全是为了名利!我不给你们干了……,”

虽然是醉话,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刺激的叙说。

我们真该反思了,也许你并没有把学生看透,可他们却把你给看透了。我这才知道学生渴望的不是偏爱,而是公平、公正;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会给他留下永远不能消除的阴影,甚至在他的同学中,他可能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我们没有想到的,学生却已经体验到了。

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

1983年,春季开学不久,我们班玄田田同学的外公从海外归来,带给她一款新颖别致的小坤表。一时间,这事甚至成为全校的新闻——要知道,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块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手表,却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小玄把亮晶晶的小表戴在手腕上,走在校园里格外神气。可谁知道,没过一个星期,手表不翼而飞。

为了找手表,有两天的时间,我几乎啥也没干,想了不少办法,但最终还是毫无线索。

到第三天,事情有了转机。我正在办公室备课,班委中的几位女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们半是兴奋半是紧张地告诉我,玄田田丢表的事有眉目了。

从玄田田的新手表失踪,她们几个班干部就感到蹊跷,再加上平时的观察、了解,就把目标悄悄地锁定在与小玄同宿舍的葛兰身上。趁着上体育课宿舍里没人,她们几个到葛兰的宿舍里翻箱倒柜,终于从葛兰那个木头箱子里听到了“嘀嘀嗒嗒”的手表声。

怎么办?

有的说,葛兰自己从来没有手表,箱子里的表肯定是小玄的,把箱子撬开,肯定冤枉不了她;有的说,把葛兰叫到办公室,先审她一下,看她承认不承认。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把葛兰叫到宿舍,让她当着大家的面把箱子打开,一是不至于把箱子的锁撬坏了,二是捉贼要留证据。

我到现在也没法忘记,那天葛兰在现场的脸色,从黄到红,又从红到白,她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她当然说不出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是嗫嚅着,谁也不敢正视,到后来,趴到床上哭了……

接下来的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天下午,葛兰就再也找不到了,她没有回家,我们费了好大劲才从邻村她姨妈家里找到了她。

过了一个多月,她的姨家表哥帮她把行李用自行车驮回家。收拾铺盖的当儿,表哥长吁短叹地说,早知如此,他该把自己的手表送给她。从春节开始,葛兰就为买手表的事和父母闹过别扭;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供她上学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

葛兰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毕业了,我们搞过几次聚会,葛兰却一直没有参加过。有同学说,在集市上曾遇到过她,她在做着一个卖胡椒面的生意,见了老同学的面头一低就过去了,像是要说话,又像是要躲避。

从心里说,我希望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我想教育出一个诚实的葛兰,但却没有成功,慢慢地我明白了,教育与警察不同,教育的成功绝不是抓出一个小偷,它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用情感改变一个孩子的心灵……

遗憾的是,到今天,葛兰再也没有与我联系过。

这是我教育生涯中永难忘记的一次失败。

二、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

辅导不了的语文

1980年年底,我到四中报到的时候,离放寒假只有十几天了,校领导没有给我安排教学任务,而是要我给一位教毕业班的教师当助教,批改作业,辅导学生,重点抓一抓学生自习。

当时正是学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同学们刚刚学过的课文是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我自信在大学里学得不错,所以,并没有认真备课就走进了晚自习的教室。不曾想,一节40分钟的自习课竟把我弄出一身汗来。

刚走进教室,前排的一位女孩就站了起来。我赶紧让她坐下来,她提的问题倒是挺简单:“间”,除了课文中的,还有哪些用法?我给她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常见文章中的。她很满意,会心地点头致意。未了,又问,在这些用法当中,最重要的用法是哪一种?我告诉她,不能分重要不重要,只能说它们之间有常用和不常用之分。我给她讲了一些常用的句子,她有些惘然,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师,能不能把它们常用的顺序给我排一排?”尽管不太好排,但见她那有些执著的眼神,我还是试着给她排了个顺序。

等走到教室后排的时候,站起了一位大块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班的体育委员,数理化特别棒,被同学们奉为“数学大王”。他的问题一个连一个.我想让他坐下,以减轻给我带来的压力,可他却特别“讲究”,就是不肯坐。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个问题真是怪怪的,可你又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文章第四段也是文章的重点段,开头用了一个‘呜呼’,而结尾处又用了一个‘呜呼’,两个‘呜呼’孰轻孰重?”其实,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思考过。但我还是从内容上从感情上帮他分析了两个‘呜呼”的区别,各有哪些侧重,各有什么不同。见他始终不解的眼神,我又进一步展开,把文天样的身世、经历甚至作者其他作品的情况向他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可是,他的眉头并没有解开.原来,他关心的不是这些。他最后见我“不开窍”,只好向我交了底:“老师,如果以‘呜呼’出一个题目,问我们哪一个‘呜呼’感情更强烈,感情更重,怎么回答能得满分?你只告沂我这一个就行了。别的我不想知道,讲多了我反而记不住。”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因为做题、因为考试才学语文的。不愧是“数学人王”。提的问题也充满了数学气息。我好长时间竟然说不出什么。用数学的方法学习语文,你说他错吗?可我们的考试就是这样考;你说他对吗?如果语文这样学下去,到底能走到哪里?

1982牛高考.我被派到五莲县监考。第一场考的是语文,当拆开试题袋,摊开试卷的一刹那,我几乎呆住了。白纸黑字,作文题目正是我们班半个月前刚刚训练过的,就是范仲淹的那个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此时,我无法估量我的学生们在考场里的兴奋,但我可以预想到同学们的作文成绩,我期待着他们的成功。

我和同学们一直兴奋地等待着高考成绩公布,没想到,成绩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好。

一盆冷水浇得我清醒了许多。

我开始思考自己学习语文的规律。长期以来,用数理化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语文教学,已经严重违背了语文学习的规律,训练代替不了积累,没有大量的诵读、涵咏、感悟和体验,语文水平便不可能提高。

我开始回忆自己学习语文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下来,一个读书感悟而已。老师讲了些什么,我真的记不得了,但读了什么书,在头脑中却非常真切!我无意否认教师的作用,但是,要我说实话,我只能说,我的语文水平全是靠课我的阅读。

想来想去,还是从读书开始吧。

从“地下图书馆”到“每天10分钟”

刚毕业的几年,我住单身宿舍,床铺底下满满的都是书。为了使床下能放更多的书,我只好用砖头垫高了床腿。—些被枯燥的学校生活煎熬的同学便盯上了我的床底。于是,我开始把我喜欢学生也喜欢的书籍借给了那些“盯我床底的同学”。因为高考的原因.学校图书馆是不向学生开放的。同学们互相转告,很快.我的宿舍变得热闹起来……

我记得那个时小娅很有些诗人气质,把我收藏的诗歌与散文集读了个遍。还有那个陈其,有事没事就去找他那位与我同宿舍的班主任。一进宿眼睛就瞄上了我那床底。他很喜欢小说,但在那时读小说是大逆不道的。他点子倒是蛮多,说是替他表哥借一下,看完马上送还。

结果,非常不幸的是,连续两次,教导处的老师在自习课上抓到学生读的课外书,都写有我的名字,源头都在我这里。于是,校领导找我谈话了。他们明确地告诉我,这样下去,会影响高考。学生忙着读与高考无关的“闲书”,考不上大学谁负责?

我当然负不起这个责任, “地下图书馆”只好暂停“营业”。

这样一来,同学们不答应了。而且,我也开始感受到了阅读给学生带来的语文水平上的提高。但是,人微言轻,我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地下阅读转向公开,把阅读的剂量变得小一点,把阅读的内容编排得科学一些。这就是后来的“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

首先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搜集可供阅读的材料,归类整理,加上阅读提示,打印后,每天定时发到学生手里。因为每个材料占用的阅读时间大约在1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就命名为“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

从材料的类别来说,一是配合新授课,帮助解决教材中重点难点的;二是帮助学生对一些成语、典故加深理解的;三是对学生课外阅读引路的,选取体裁、题材不同的材料,分别加上阅读要求,使学生明确阅读不同类别文章需要做哪些工作;四是对课文内容归纳整理的。

星期天、节假日不发放“每天10分钟’’材料,而改为由学生搜集、提供“每天10分钟’’的材料,有价值者打印并署上搜集者姓名,以示鼓励。

当然、材料内容一定要简明扼要,防止要求过高、过繁,使?使学生有负担,产生厌学情绪。再一个就是制度化。切忌不定时发放,即使每天都发,也要严格规定每天发放的时间,使学生的阅读形成规律。三是抓检查落实。每份材料都必须采取不同形式落实好,谨防积压成灾。

这项活动进行了好多年,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20年后,我的一些老学生经常在他们的谈话中流露出来:老师,你在“每天10分钟”中说过,“少年得志一大不幸”;老师,你在……

我说,不是我说的,是古人说的。学生们说,我们不管,反正我们只记住了那个“每天10分钟”!

教育有时就是这样奇怪:我们耗尽心血和时间经营的—例如课堂教学中老师苦心孤诣的讲解辅导——很快就会被孩子们忘掉,而我们无意中播下的种子,却在孩子生命的原野里长成了一棵大树,让他们受益终身。每一位善于思考的老师,都应当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我们究竟该怎样把这种“有意的”教育和“无意的”教育结合起来。

让学生当一当老师

“每天10分钟”活动给我的教学带来了自信,同学们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高涨起来。这时候,我已经有了许多从学习生活转向教书生涯的感悟。我深深地体验到,对学生来说,教一遍可能比学十遍更加有益。我开始尝试让学生当一当老师。于是,我从学生代替我命考试题目开始了这一探索。学生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他们真正把语文课当成自己的自留地了。

后来,我逐步让学生参与语文教与学的全过程,从备课、讲课、疑难问题解答、命题考试、讲评,全由学生自己‘‘演戏”。我们在班里成立一些特别的学生组织,如文言实词部、文言虚词部、文学常识部、古典戏剧部等,每个部都由一部分同学组成。负责本部分知识的同学不仅自己要认真钻研,而且还担负着解答同学疑难问题的任务。

知识点承包下去后,再根据语文学习多环节的特点作了程序安排。首先发动学生认真自学并填写知识点表格,然后以学习小组或学生工作委员会各部为单位,针对一课或一个单元进行问题处理;接下来让学生在掌握课本基础知识,把握教材难点、重点的基础上编选测试题目,并进行自我测试,然后查漏补缺;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性的检查考试。这样让学生人人参与,各负其责,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一丝不苟、井然有序地进行下去,教学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年底考试,我那看上去有些乱糟糟的班,语文成绩却非常好!

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改变了中国农村贫穷的面貌;而我在语文课堂上试验的“包产到户”,同样解决了学生学习语女的积极性问题。由此看来,一切的教育都应当从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入手。

没有老师的语文课

1991年,高密四中高一扩大规模,因种种原因,新扩出的两个班暂时没有语文教师。

实在没办法,我们只好让其他班的老师帮这两个班的学生共同拟定自修计划,然后让学生们自修。自学课文太枯燥了,老师就把他们带到阅览室读书;有时候阅览室忙不过来,就把图书馆的书借来,分到学生手上轮流阅读。

我们发现,这样上语文课同学们反而非常喜欢。过去,我们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到最多的常常是大家对语文教学的意见。这下倒好了,没有了教师反而意见也没了。

但是,从学校领导到语文老师,大家还是捏着一把汗,担心教学成绩一旦差得太多了,对学生家长难以交待。接近一个学期,一直就这样“凑合”着。等教师调配来了,这个学期也快结束了。谁知道,期末考试成绩却叫我们大跌眼镜—这两个无人上课的班级不仅基础知识部分不比平行班差,而且阅读和作文的成绩比平行班还略胜一筹!

这个成绩让语文老师非常尴尬。

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老师在课堂上到底有多大作用?语文到底是怎么学会的?事过十几年,到今天我们在全市小学推进“攀登英语”实验,课题主持人的一句话又让我想起了当初的尴尬。这位主持人说,我们的英语教学实验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用非英语教师来教英语。因为这些教师不懂英语,他们不会说,也不会读,只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同学们说,让同学们读,学生的主体地位自然得到真正的落实。

说得多么风趣,又多么深刻!

今天再来想一想那两个班的语文课,不正是因为没有了教师“口若悬河”的分析讲解,没有了教师填鸭似的机械训练,才有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吗?

就像幼儿学走路,的确需要扶持,但决不能一味地扶持,孩子真正学会行走和奔跑,都是在大人松开扶持的双手以后。

叶圣陶老先生的话更是给了我们勇气,他说:“在中学里,教师也应该逐步少讲,逐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学,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学生如果完全可以自己学了,那才算真的毕业。”

于是,老师们从这里开始了语文教改的探索。

“ACT语文教改实验”

1992年春节之后,我想在语文教学上动一点大的手术,于是找来了语文组的骨干老师会诊。

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位女教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爱人是我们学校的数学教师,她举了与爱人用不同方法记大门钥匙的例子,来说明语文思维与数学思维的差异。她一直根据钥匙的形状来判断哪一把钥匙是大门钥匙,而她爱人则根据钥匙距离钥匙串上刀子的位置来寻找。

这个小故事使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讨论了一个星期,教改的方案基本定了下来,主旨就是放权利、放时间。放权利就是把补充课外学习材料的选择权交给学生,根据学生不同的基础,由他们自由选择不同的阅读材料,这时候我们还没有敢提出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不同的材料。放时间就是每堂课要给学生留出一半以上时间自主学习,老师要用不到一半的课堂教学时间完成全部教学任务。

为了使这项改革旗帜鲜明一些,我还与英语教师一起,给这项实验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ACT语文教改实验”,意思是让学生主动、积极、自主地学习。这个名字受到好多人的非议,普遍的理由是说它标新立异。不错,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标新立异,就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就是要告诉实验老师: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教语文了,学生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学习语文了。如此而已!

实验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顺利,原因还是由于教师的观念。你要他放时间,他讲着讲着时间就过了,一堂课讲45分钟早就习惯了;你要他放权利,他感觉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利可以放,再说,学生又会用什么权利?

我记得每一次开调度会,有一位老教师常常若有所思,沉默寡言他几句,他的回答叫你哭笑不得:  “我又复辟啦!”他一共“复辟”次,3个月的时间,他还是找不到改革的感觉。

教改真难,语文教改似乎格外难!

三、管理,应当从提倡什么切入

“你到底还允许我们干什么?”

1985年秋季,我被任命为高密四中副教导主任,分管学生管理工作。

那时的高中校园,处处弥漫着高考的硝烟,人们似乎以把学校办成“文明监狱”而自豪。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开始了学校管理工作的探索。

从管理一个班五六十名学生,到管理一个学校的七八百名学生,我一下子感到手足无措,总感到满眼都是问题,满眼都是该管的事情。

学校有许多规章制度,但针对学生的条款大多是以“不准”和“禁止”开头的。我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课间不准学生打乒乓球要耗费好大精力;晚自习课间不准学生到教师会议室窗外偷看电视,又必须随时盯紧;遇到学校所在的集镇放露天电影了,又成了我和班主任老师们全员上阵“关、堵、卡”的日子。所以,早晨5:30起床站到操场,晚上11:30熄灯离开办公室,尽管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还是忙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

一个周末,高三年级有四位同学偷偷地爬墙出去,到学校南邻的粮管所打乒乓球,刚好被到粮管所买粮的我发现了。

我很生气,心想,都毕业班了,还管不住自己。回到学校,立即会同班主任去找这四位学生。可学生早就离开了粮管所,不见踪影了。

因为他们也已经知道我发现了他们,悄悄跑到校外的一个铁木厂里商量对策。

一直到吃过晚饭,快要上自习课了,还是不见他们的人影。我越想越气,就东一头西一头地在校园里乱游荡。

不一会儿,北门口出现了一个诡秘的身影,一闪又缩了回去。我知道这是他们的侦察先遣。我心里更是来气:知道错了,还不负荆请罪,看我怎么给你个罪加一等。

正在这时,从西墙上腾地跳下一个,我一看,正是他们一伙的。我情不自禁地从嘴里蹦出了一句“给我站住”,就快步赶到西墙下。这时候,我听到墙外“哎哟”大叫了一声,就没声息了。

我想那几个学生可能跑了,还是先“收拾”这个代表吧。我不记得是用了什么难听的话来训斥了,只是在我的声调越来越高的当儿,墙外突然响起了一句:  “老师,除了学习,你到底还允许我们干什么?”

这一声,对于当时的我真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是呀,除了学习,这些处在青春花季、精力旺盛的青少年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

一时间我无言以对。

我让那几个学生先回宿舍,自己在夜色深沉的校园里徘徊了很久……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审视我们那些以“不准”和“禁止”为主要内容的管理规章,我对学生管理的那份“自信”开始动摇。   

后来,我开始留心改变自己,改变“不准”和“禁止”,注意从“提倡”什么切入。

记得为了挖掘教学时间的潜力,我们立足质量提高,制订学生规范,把对学生的要求转化为学生的自身需要。午休、晚睡的铃声一响,我们的规范不再是“不许说话”,而是转入“五分钟古诗词名句回忆”;食堂开饭八分钟排队时间,也不再是“不许插队说笑”,而是“一日英语单词默诵时间”。这些时间是每个同学都有的,一旦把学校的要求转变为学生自身的需要,甚至让学生形成一种习惯,平常不起眼的零碎时间就会产生巨大的质量效益。

作为管理者,我们通常最关注的是制定各种“规定”和严格贯彻这些“规定”,却常常忽略了应该如何把这些“规定”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进而形成习惯。实际上,只有当规定演化为学生发自生命自觉的习惯,教育管理才能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毫无疑问,这也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开始。

“我们真的是闹着玩的”

高二教室前面长着十几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正处在盛果期,每年夏天,树枝上都是硕果累累。这既是学校的自豪,又是学校的心病。

自豪的是,一说到学校悠久的历史,自然就以核桃树为佐证,怎么说都不过分。可要说起核桃树每年的收获,那可真是羞于启齿了,因为,核桃树年年果实累累,结的果子却年年无影无踪,果子全在同学们的注视下不翼而飞。

我当副教导主任后,老校长专门就核桃树的事叮咛了一番。因为,在他看来,核桃树不是几个果子的问题,它诠释着学校的校风。

一个中午,高二(2)班的体育委员刘振宇玩了个“戏法”,他只不过从教室里隔窗掷出一块石头,核桃就“噼里啪啦”落了一大片。真不愧为著名的“三铁”冠军,也巧,刚好我们的副校长从树下经过,顺藤摸瓜,抓住了“作案者”。刘振宇被副校长带到教导处,坐在我对面的桌子上写检查,挖思想根源。

我见他半天动不了笔,脸上全然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意思,就很严肃地与他交了底:写不出检查,学校是不会让你轻易过关的。这话倒挺奏效,刘振宇很快就交上了一张字写得大大的检查,但全篇没有一句深刻的检讨,说来说去,只是“打着玩”罢了。

这张检讨书让我们很生气。大家一致决定,“杀一儆百”,让刘振宇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

检讨大会开得有些失败,因为刘振字检讨的声音被近千名同学的闹哄声淹没了。而且,十分钟的检讨,就有五次集体鼓倒掌起哄。看来,有时候“杀一”并不能“儆百”。

后来,一位体育教师悄悄地告诉我,其实,刘振宇是一位挺好的学生,他品学兼优,体育成绩尤其好,打核桃的事虽不能说是“闹着玩的”,但肯定不是品质问题,让他到校会上检讨,是不是有些太过分、太伤他的自尊了?

事过境迁,20多年过去了,那位打核桃的刘振字当上了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有一天见了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师,打核桃的事,我们真的是闹着玩的。因为他们几个不服气我的枪法,跟我打赌,我想挣四两白馒头吃。”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这话还是给我很大的触动。

他们真的是闹着玩的!但我们的老师却总不肯跟孩子们“闹着玩”,我们有时实在是太“认真了”!我们总是把孩子视为成人,站在成人的立场上审视孩子类似“闹着玩”的错误,结果就是“上纲上线”,就是道德品质的大是大非问题。其实,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和道德品质并没有多大关系。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给予孩子一份成长过程中特别需要的宽容。

“校长逝世文艺晚会”

组织过学校运动会的都知道,组织比赛容易,但对学生观众席的管理实在是太难了。

一场运动会,上场的同学不过百里挑一,绝大部分同学坐在观众席上跟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过不去”。特别是到径赛的时候,观众席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喊号子,吹口哨,打小旗,有的同学甚至还模仿球迷的样子,连衬衣都脱下来当旗帜,在空中瞎摇晃。

1987年9月,我开始担任高密四中副校长。这一年的秋季运动会,我自然成了运动会的组委会副主任,观众席的管理也就成了我管理运动会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历届运动会的积弊,我组织了一个检查班子,啥也不干,专门检查各班观众席上的纪律,同时要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公布一次各班的得分情况,并以此为依据评比精神文明先进班集体,这也是运动会上奖励班集体的最高荣誉。

为了树立检查人员的权威,我还决定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权力,一旦发现有违犯纪律的学生,随时可以在运动会现场,用广播系统公开点名批评。

效果非常好!

—天下来.把每一个班的成绩公布了8次,点名批评了17位违纪的学生,对3个秩序不良的班级公开提出了警告。

班主任全都靠在班级观众席上整顿纪律,上厕所几乎都是一路小跑。大家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运动会秩序,都连连夸我有“点子”,能把观众席上近千人的嘴巴管住,并且让他们一个个坐得笔直,老老实实像在课堂里一样。这是前所未有的,了不起!

我自己也有些沾沾自喜。无论多么难的事,只要努力就会有办法,我越来越相信一点。

运动会总共两天时间。到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起床,学校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就悄悄找到我。他发现,刚刚建起的主席台背面,写了一句很不好的话。我问是什么话。他不好说,让我去看一下。

我们俩急匆匆地跑去一看,原来,在刚刚抹好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石灰墙面上,歪歪扭扭地划上了深深的痕迹,“校长逝世文艺晚会”几个字格外刺眼,还有一行小字:“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狗屁运动会?”

我好长时间被这句话钉在那里,一句话说不出。

待了一会儿,同去的老师问我:“查不查?”我没吭声,往办公室走的路上,腿像灌了铅一样,既无力又沉重。

后来,看学生周记,才看出点眉目。学生对做给别人看而自己备受煎熬的运动会“恨之入骨”,本来不能上场参与比赛就已经够难受的了,当个摇旗呐喊的观众都不允许,把运动会变成折磨学生的集会,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为什么我们总喜欢办一些学生不喜欢的事情呢?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恰在此时,我在一家书店买到了一本装帧朴素的黄皮书—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我一下子就被书的内容所吸引。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几乎对教育学完全失望。大学的教育学教材、老师推荐的教育学参考文献,都叫我脑袋发涨,那些枯燥无味、板着面孔讲的条条框框到底有什么用,我到今天也说不明白。

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时,我真的感到”眼前一亮”。苏霍姆林斯基像一位长者,与我们促膝而坐,娓娓叙来,你丝毫察觉不出一位教育家的居高临下,他用非常朴素的语言,说了一些我们每天都经历着的事情,讲了许多令我们恍然大悟却又浅显易懂的道理。那时我的感觉.犹如置身雾气弥漫的原野,找不到路径,看不清方向,忽然间,云开日出,阳光明媚,我这才·惊喜地发现了虽和自己近在咫尺,而先前却视而不见的真实的教育风景……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真正的教育学著作。之后,我又兴致盎然地找来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其他著作,诸如《帕甫雷什中学》、《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育人三部曲》。

我终于为自己的漫漫教育旅途找到了一位真正的引领者。

四、教育不需要“目中无人的管理”

制度该保护谁

1986年春天.流感袭击校园,全校学生似乎都要轮流感冒一遍,今天

你倒下,明天他发烧,把个学校搞得七零八落,我任课的高一(1)班也回家了好多学生。

不曾想.病愈返校的学生吃饭成了大问题。因为学校有“明文”规定,打饭必须提前一天预订,当天订饭概不接受,更不得临时增减。孙树军是我的语文科代表,她病愈返校后当然也面临着吃饭问题。她给我送作文的时候,我主动提出去食堂为她说明一下情况,补打一份饭,不就是四两馒头嘛。

路上我就想,实事求是嘛,学生当天返校,怎么能够提前订饭?

与孙树军一同走到食堂前,迎面正碰见炊事班长。我还没来得及说清楚,班长似乎早就明白了,二话没说,就把我俩领到炊事班的办公室。我满以为是要打饭给我们,没想到,这位班长指着墙上挂着的规章制度,以略带挑衅的口吻说:“李主任,你是教导处的领导,如果我们一千多学生全都这样不订饭,我们炊事班还用不用干啦?”

我说了一句:“怎么会都不订饭呢,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他倒是对答如流:“特殊特殊,你特殊,他特殊,谁不特殊制度就是对付这些特殊人物的!”

我一听他话里有话,气也上来了,嗓门也高了上去,招来了一大批学生围观。炊事班长自知这阵势于他不利,一摔门溜了,走出几步又甩回一句话来:“你有理由千条,我有制度一个,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我按制度办事也错了吗?”

是呀,人家按制度办事,你又能拿人家怎么样?

事后,我反复思考:学生饿肚子和遵守制度,到底孰轻孰重?制定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制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以后又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我渐渐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一切制度都必须从关注人本身的需要出发,脱离人文翔的制度只能成为束缚手脚的镣铐。

管理权威与学生的命运

1989年五一节,四位高二的学生相约去了北京。事先班主任不了解,家长不知情。在北京“疯”玩了几天,几个人一商量,又乘南下的火车玩到了深圳,返回时才知道,已经超过学校规定的退学警戒时限了。校规规定旷课超过一周必须自动退学。

白纸黑字,有规章制度在。所以,没用学校办公会商量,我向校长打了一个招呼,一纸公告就贴了出来,对四位私自旷课的同学一并劝退,这是管理的权威。

家长非常着急地找到了学校,恳求老师能够“高抬贵手”,给孩子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四个学生也懵了:在学校实在是“憋”够了,不过想出去散散心罢了。他们压根儿没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

都知道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谁找也不会有用,所以,家长们动员各方力量,去做其他校领导的工作。校领导们经不住家长的恳求,更经不住孩子们的泪眼,最终“防线”被打破,答应四位学生回校上课。他们知道,我这个说一不二的副校长是不会同意的,于是,就避开办公会,悄悄地把学生放回了教室。

第二天,消息就传到我耳朵里。一开始我有点不相信,到教室一看,其中我认识的一位学生确凿无疑地坐在桌前,我这才如梦方醒。心里顿时像着火一样,七窍生烟。我这副校长的脸还往哪儿摆?这管理的权威还有没有?我今后的工作又该怎么开展?真是越想越气,越想越火!

我气呼呼地找到了老书记,气得连说话都有些困难。

老书记劝我坐下,说:“算了算了,不就是几个孩子出去玩了几天吗?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

我接着顶上了一句:“不是见识不见识,这是管理的权威,我们的校规还要不要?”

老书记也有点生气了,他一字一顿地说:“校规,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你那个权威还能比孩子上学更重要?”

若干年后,老书记的话还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是啊,我们常常过于看重管理的权威,却往往忽略了管理的终级目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如果以牺牲孩子的前程命运作为维护管理权威的代价,这不但背离了管理的初衷,而且这种管理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后来,在《大教学论》里,我看到了夸美纽斯的告诫,他说,“一切纪律都当小心地施用,除了诱导学生去把他们的工作完全作好以外,没有别的目的。”是呀,和学生一生的发展相比.权威算什么!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呀!

但当时,我并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

五、矛盾消化在机制之中

热情难医百病

1990年,是高密四中历史上最灰暗的一年。当年6个毕业班3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只有两名学生超过本科录取线,进入专科线的学生也寥寥无几。

高考的失利给大家当头一棒,尽管对这样一个结果早有预料,但一旦真的变成事实,大家还是难以接受。整个学校沉浸在压抑之中。

其实.每个人心里想的还是蛮复杂的。有许多老师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学校管理的不满,他们满心期待着学校的改变,但又不知道从何做起;还有许多人则希望快快离开这所学校,他们开始把“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挂在嘴上。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从感情上说,我更是“欲说还休”。我能说什么呢?教学质量出了问题,我当然难辞其咎,这有什么好说的,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嘛!自己想归自己想,当有人真的要把责任全部按在我头上的时候.我从心里又感到十足的委屈……

这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县委谈话。

我以为组织上可能要把我调离四中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时候想快快调离,真的要走了,心里义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心想窝窝囊囊地走了,纯粹逃兵一个!

没想到,谈话的结果是要我继续留在四中,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县委组织部长和县教委主任亲自跟我谈了好长时间,核心意思就是强调学校担子的沉重,而且县里是第一次把这样一所高中学校交给一个刚满30岁的小伙子,真的是不放心呀!

四中人都是我的同事.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更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上任之后的“头三脚”我就踢在了“五子登科”上,在老师们的“房子、炉子、妻子、孩子、票子”等一第列切身利益上做文章。

我们在领导班子中间统—思想,就是以“三心”换“一心”:“耐心”倾听老师们的呼声,“热心” 为大家排忧解难,“诚心”为群众办好事实事,最后换取大家的“信心”,

第一个项目是改造了近30户家属房,原来只有校领导才有的小厨房,给每家每户全盖了起来。大家一下子提起了精神:原来,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校领导的待遇。紧接着,我们又为家庭比较困难而且没工作的家属在学校内部安排了工作;为12对两地分居的教师联系调动,使他们家庭团圆;穿针引线使八对青年喜结连理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集体婚礼;为教职工女办起了幼儿园、设立了奖学金;享受和镇上干部一样的待遇,冬天也为老师们买上半吨烤火煤,并给家在农村的单职工送到家门口;在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把班主任补贴增加了一倍……

校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春天似乎恋恋不舍地在人们中间穿行,一张张笑脸洋溢着自豪和信心。

到11月的时候.我们又召开了已经好长时间没换届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参政议政委员会”,并且确定,学校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的认可!会上,我报告中的一句话很自然地成了好多人的口头禅:学校是我们大家的学校。

校园里洋溢着一片激动。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把学校伙快搞上去,快!快!快!

在会上,我们通过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教学奖励条例》,把劳动与利益直接挂钩,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我每一天都在老师们中间忙碌,每一天都被老师们包围着,似乎又找到了刚刚做教师时的感觉。

半年过去了,校园里的情绪似乎开始变得理性。人们开始从热情洋溢走出来,许多时候明显地变得有些计较起来,大的事情攀比,小的事情也犯嘀咕。教两个班课的老师,开始嫉妒教一个班课的老师的轻松;当班任的老师,有点羡慕“无官一身轻’’的潇洒;教学成绩的评价,则更是难以在“参政议政委员会’’里通过,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执一词,偏执一方,互不相让。为了一点利益,有时竟然闹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

教师以什么样的心态理解生活,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教学。如果园里长期弥漫着这样的情绪,那将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我有点焦虑不安。

“面子”也没那么奏效了

一个中午,我正在办公室里与一位客人闲谈,门被“嘭”地一声踹开了。满身酒气的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老于闯了进来,他开口第一句就说:“希贵!这参政议政主任我不干了!光语文就够我教的了,我不能再跟着你受窝囊气!”他声调既高又尖,把那位客人惊懵了,他想像不到这样的阵势巨会出现在校长的办公室里。

我知道老于的脾气,一定是有人惹他了,在老师们面前,他什么脾气都没有;一到校长室,他什么脾气全来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递到他的手里,把椅子搬了搬,示意他坐下。但他也水也不喝,椅子也不坐,愣是喷着酒气往外发泄:“我算看透了,有些人是眦着鼻子上脸——越来越不像话了!”

原来,上午刚刚发了半年奖金,一部分原来的“哥们儿”,也是学校的“元老派”,冲到老于家里发了一通脾气。他们大都是学校的骨干,工作量普遍偏大,所以教学成绩反而比不上一些工作量小的青年教师,因为奖励是按照教学成绩发放,他们心里很不平衡,找校长似乎还不太好意思,就跑到这个“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家里“闹腾闹腾”。

老于先是摆洒炒菜,后来又好言相劝,可洒过三巡,“哥们儿”的话题就越拉越长,不满被明显放大了。有的甚至当场提出,这学期教两个班是看老于的面子,可到头来“朝屁股就是两鞭子”,下学期就只教一个班,谁做工作都白搭,再也不能这样当“傻冒”了。在场的两位数学教师也吵了起来,他们同教一个班,一位教几何,另一位教代数,因为考试是几何代数合在一起考,所以成绩一旦出问题就分不清责任,吵来吵去,最后也一齐把怨气撒向老于,怨他那个“委员会”出的馊主意。

从酒气和怨气中冲出来,老于到校长室发泄来了。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近一段时间,老师们开始半是认真半是玩地“打招呼”,中心意思就是下学期“身体不好”,或者有“特殊情况”,工作量需要照顾一下,两个班可教不了啦!

我跟老于交换了意见,说真的,他们并不是要反对你,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罢了。这一切说明我们的制度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一条腿是没办法走路的,仅仅靠奖惩的办法,单纯地用教学成绩来评价一位教师的全部工作,好多人已经开始抛弃工作量了。

过去,大家是看校长的“面子”才那么拼命地干,时间一长,“面子”也没那么奏效了。

制造一杆公平秤

1992年,正当我异常苦闷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北京部分学校进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改革的经验报道。我似乎感到,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办法,于是,第二天,我找到县教委主任郭玉梅,希望学习北京经验,进行内部体制改革。

郭主任非常高兴,当即找来了分管高中教育的教委副主任王百祥和办公室主任韩金绶,一同研究,并决定把四中的改革作为全县试点,同时指派韩金绶与我一同到北京考察。

北京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但在聘任制改革上,也叫我们大大地扫兴。有些好心的校长嘱咐我:当校长的,“四制改革”只能搞“三制”,这教职工聘任可不能太认真,不说聘谁不聘谁,就是掂掂谁轻谁重,也不定就你校长那杆秤准!

回家想一想,说得也确实在理。可是,在聘任这件事情上掂不出谁轻谁重,在“四制’’改革中把聘任制走了过场,这改革肯定又应了人们那句老话,“雷声大雨点小”。

不改不行。既然要改,就不能走过场。于是我们开始尝试着创制一杆公平秤。

一个分粥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故事是说有一个7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平凡而且平等,没有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要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最后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可见,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每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的权力,同时也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这样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种办法造成了资源浪费。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他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当然不能放任其堕落和败坏风气,还得寻找新思路。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这样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粥分完时,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因为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故事的内容非常简单,寓意却异常深刻。一个好的机制通常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我开始了对学校机制建设的探索。

校长这杆公平秤就是后来我们在改革方案中形成的“分层聘任,双向选择”的聘任机制。这个机制规定,在聘任过程中,校长只聘任学校的中层部门负责人,教职工由中层部门负责人选聘;尤其重要的是,中层部门与教职工的选择是双向的,任何一个教职工都可以面向全校所有中层部门的任何一个岗位填报志愿,而中层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聘与不聘的自主权。在这样的机制下,一个教职工被聘任到什么岗位,或者说是不被聘任,大多没有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兜圈子。

校长这杆感情上的公平秤搁置了,机制这杆硬邦邦的公平秤却把领导者行为公平化了。校长也避开了一人面对全校教职员工的聘任压力,避开了集中的矛盾点,但这个矛盾也并没有上推下卸,而是消化在机制之中。

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制已经走出了单纯地看待老师某一方面业绩的怪圈,它是一个通过聘任,全方位、多角度衡量和评价教师的机制,它不再靠量化的办法“精确”地判定教师,但模糊自有模糊的学问。

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教代会通过,学校又洋溢在新的激动之中。

让聘任制软着陆

改革能解决矛盾,也可能引出麻烦,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麻烦。

尽管在方案的论证上我们十分谨慎,考虑得也尽可能全面,可真到动真格儿的了,我们还是心存疑虑,尽管方案是公平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但一旦有谁落聘了,毕竟关系到饭碗问题,要说没震荡,是不可能的。

怎么让聘任制软着陆,把震荡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试聘。

说实在话,我们过去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养懒汉的机制,在那样一个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孬干好一个样的体制下,谁认真干才是不正常呢!在那样的条件下,懒汉不一定是真正的懒汉,说不定还是些聪明人呢!所以,我们应该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新的机制下改变自己,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试聘,让可能落聘的人在试聘后自寻出路。这是一个有效的缓冲机制,好比装了一具降落伞,它可以让聘任制安全软着陆。

1993年6月,第一轮试聘工作如期进行,果然,有四名教师、两名工人在试聘中落聘。我们没有公开这个结果,只是以个别谈话的方式通知了本人。我们给他们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可以待正式聘任时再试一试,二是在正式聘任前自己找一个新的工作单位,由学校负责协调调出。

这个结果使他们有些吃惊,但很快他们就转入了找单位的奔波之中。

到7月份正式聘任的时候,全校教职员工无一人落聘,大家都在双向选择中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但,这个背后,却存在着实质上的落聘。一个人可以填报四个志愿,有人第一志愿即被聘任,而且还有不少部门主动邀请,而有人却是到第四志愿才有了岗位,对大家的触动还是挺大的。

一场令全县教育系统瞩目的改革,没有硝烟弥漫,没有血与火的较量,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多少叫人有些惊喜,也多少叫人有些失望。

卖不出去的面条

1992年暑假,我同学的几个孩子在我们家玩了整整一个假期。

开学后,我那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和在我家寄读上初二的内侄女却一直沉湎在假日的情绪中。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作业的正确率始终在70%以下,这和暑假前的几乎100%形成鲜明对比。我爱人非常着急,批评、指责都无济于事,这种状况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

怎么办?我想试验一下机制的力量。在征得他们两个和另外一个同学家孩子同意的情况下,我给他们三个人设计了一张作业竞赛的图表,每天把他们的作业正确率统计下来,然后每星期六予以汇总公布。竞赛的表格就贴在家中的客厅里,却改变着他们作业时的心态。结果两个星期下来,几个孩子又恢复到了暑期前的良好状态。

我并没有指责这几个孩子,但我却借用一种力量改变了他们的情绪和学习状态。这种力量的名字就叫“机制”。

我也把这样一种机制的力量运用到了学校的管理之中。在“四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在后勤服务上同样作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比较招眼的就是把食堂一分为三。

过去,学校食堂一直是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地方:饭菜质量不佳服务态度不好,但价格倒是不低。不但学生有意见,在食堂吃饭的老师也不满。怎么办?我们曾试验过很多办法,比如为食堂增加补贴,为食堂工作人员增加奖金,领导下厨房帮厨……但都是水过地皮湿,时间一长,又恢复原状。

食堂一分开,效果马上就出来了。积极性、创造性迸发,服务态度真有点和蔼可亲的意思了。

改革之前,他们用电蒸车蒸出的馒头总是带着一层硬硬的皮子,总务处与他们研究了一个月,毫无改进,就连我这当校长的与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他们竟有些不耐烦地说:“校长,蒸馒头可不是教学,我们研究不了,校长也够呛!”

改革之后,没用一周时间,二食堂率先突破这一“技术难关”;没过两天,其他两个食堂也“大功告成”。

有一天,我到食堂打饭,有两个食堂都做了面条,而其中一个食堂做的已经明显泡坏了。到底打哪一个食堂的,想来想去,我还是打了好面条。

泡坏了面条的食堂工人说,明知道我们的面条剩下就浪费了,可校长还是打了另一个食堂的好面条。

我说,从感情上说,从传统上说,校长应该带头买你的卖不出去的面条;可是,从机制上说,我更应该叫你清楚,做不好的面条是卖不出去的,以后要用心做好面条。

做不好的面条就让它坏掉。

我们“牺牲”的不过是几盆面条,我们换来的是一个人人受益的好机制。

“特殊职责”的困惑

机制带来了力量,学校蒸蒸日上。但膨胀的积极性却叫我又是欢喜又是忧。

老师们似乎没有了病号。因为打完点滴,马上又走上讲台,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没有特别要求过出勤、坐班,但老师们似乎没有了周末,没有了节假日。晚上11点,办公室照样灯火通明。

教导处里,天天都有老师在找教导主任“泡”课时,因为课时和工资挂钩,争到了课时,就等于争到了报酬,质量也有了保证。都想加课时,可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无需开学情调查会,学生的小纸条一批批地飞向校长室,有的直接被送到我的办公桌上。一个共同的声音:作业,太多了!考试,太勤了!

老师们的积极性太高了!以至于带来了好多看上去欣欣向荣、实际上令人忧虑的新问腼。

没办法,你总不能大会小会批评这种积极性吧。无可奈何,我们给卫生室规定了一条“特殊职责”:一旦有老师病了,必须立即报告领导,以便安排休息。

值勤领导也增加了一项“特殊职责”:每天晚上,要把“赖”在办公室里不走的老师全部“请”回宿舍。

社会上,好多人为四中的“热火朝天”高兴,学校里好多人也为之自豪。但长此以往,会不会出更大的问题?

我心里忐忑不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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