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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葛运琴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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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引用】由“管人”而“理人”到“安人”  

2012-04-30 09:47:07|  分类: 学校发展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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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人”而“理人”到“安人”  

2011-04-27 20:43: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本文节选自浪 子《由“管人”而“理人”到“安人”》

       说中国人难管,是因为你要管他;如果你不想管他,中国人并不见得难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肯定“人的身体虽然藐小,却有其优异的性质,在宇宙间居于卓越的位置”,对于这种“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任意去“管”他,因而塑造了中国人“不被管”、“不容易管”的性格。


     中国人的性格,既然是“不能管他” (凭什么管我) 、“不能不理他” (为什么不理我),中国式的管理,当然要从“管人”的层次,提升为“理”。

  “理人”重点在“敬”不在“恩”。

  恩是父子间的事。父子相处,“恩”比“敬”更来得重要。  “敬”的基础,在“把人当人,不当做禽兽或工具”。 如若把员工(人)视同禽兽,甚至于“禽兽不如”了。

  “理他”就是“敬他”,而“敬他”的效果则在“敬人者人恒敬之”。中国人常常自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即使在饮洒的场合,也要“回敬”一番。可见中国人十分相信“感应”的力量,。

  为什么只许“上司用心感,部属以心应”,不容许“部属用心感,上司以心应”呢?原来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亦是“有意造成中国人不容易管”的重大因素之一。孟子一方面鼓励做子女的应该“顺”于父母,却赞成做“部属”的对上司“不要顺”(“不要顺”绝非“要不顺”);一方面又告诉齐宣王说:“上司如果看待部属像手足 (君之视臣如手足),那么部属就会把上司看待像腹心 (则臣视君如腹心);上司看待部属像犬马 (君之视臣如犬马),部属就把上司看待像路人 (则臣视君如路人);至于那些把部属看成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的土芥 (君之视臣如土芥) 的上司,就难怪部属把他当做仇人一般看待 (则臣视君如寇雠)”中国人希望“必待上对下好,然后下才对上好”,一旦颠倒过来,在下者先对居上位者示好,那就是众人所不齿的“谄媚”、“拍马屁”、“巴结权贵”,十足的“奉承之徒”。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因而指出中国以前仅有“民本”观念而不及“民主”。实际上中国人是“寓政道于治道”的,中国人“不好管”的性格,使得历朝帝王,除了“按时纳粮”、“不要造反”之外,不敢多所需索,因而在专制政治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享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极大自由。中国人难管,即是由于这种“政道”,成为所有独裁暴君的克星。

  “敬人”的结果,也有引起“不敬”的。孟子要我们首先自我检讨,为什么“我礼敬人,人却不回敬我”? (礼人不答) 是不是由于自己敬得不甚周到?或者已经失敬而不自觉?如果确实是自已的失误,当然要反省以正身,务求尽其在我。倘若自省并无失敬,而对方依然“不敬”,就不妨“不理他”,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妄诞的人 (此亦妄人也已矣)!这样 (如此),和禽兽有什么分别呢 (则与禽兽奚择哉)?对于禽兽又何必计较呢 (于禽兽又何难焉)?”这也是“上不理下,对他冷淡,爱理不理”的一种制裁力。中国人难管,却一本“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并不主张采取西方那种“争取”、“冲突”的手段,这是“劳资和谐”的基础,因为除非万不得已,遇到“桀纣暴虐,残民以逞”,才会“汤武行仁,吊民代罪”。中山先生是革命家,却肯定“革命是非常事业”,不可以频频为之,否则国家受害,人民不安,就是这个道理。

  中庸记载: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有九种经常不变的纲领,那就是修正己身(修身)、尊重贤人(尊贤)、亲近爱护亲人(亲亲)、恭敬大臣 (敬大臣)、体恤群臣

  (体群臣)、爱民如子 (子庶民)、招徕各种技术人员(来百工)、善待远方的人(柔远人)、安抚列国的诸侯 (怀诸侯)。其中除修身外,都是讲求“敬人”的道理。怎样“敬人”呢?一是在精神方面提高他的地位 (尊其位),一是在物质方面加厚他的待遇 (重其禄),双管齐下,还有平么人会不知尽心尽力来“回敬”呢?

  中国人难管,我们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动用西方的法宝,想要管好中国员工,效果并不理想。中国人太聪明 (当然也有人否认,说这正是不聪明的表现,但持此论调的中国人,绝不承认他自己不聪明,理由是:只有他聪明得看出这种不聪明) ,很喜欢取巧,不管用什么方法管他,总有一套因应的办法,所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原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难怪学了这么多年,仍然大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容易管的民族。

  理人之道,固然“敬人即所以敬己”;礼贤下士,当年刘备以三顾茅卢的大礼,使得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偶而不免遇到“人中禽兽”,以“不敬”回“敬”,际此讲求效率的时代,“不理他”并非良策,必须进一步追根究底,发掘病源,务求彻底根治,管理者才能心安。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仁即是爱。义是仁的显现,仁是义的基础,所以“敬人”必须出乎爱心。上司礼敬部属,如果一心一意期待其正当的回报,便是基于“利”的“私心”;上司爱护部属 (是珍惜、关怀,而不是溺爱、施恩),只因为自己既然为人长上,理应如此,则是不溺于利欲的“公心”,事实上也才合“义”。仁应该是自已做出来的 (为仁由已),并不是存心做给别人看,而有所企求的。“敬人”者一味等待适当的回“敬”,自身已经“失敬”,难怪会得不到想象中的效果。

  为了这个缘故,孔子主张“仁以安人”。他认为管理者的责任,首在“修正自己,并且使所接触的人安舒 (修己以安人)。孔子十分尊祟尧舜,却也不客气地指出“修正自已,并且使百姓安乐”这件事,恐怕尧舜也以为难做到吧!

  有一天,孔子和颜渊、子路两位弟子随兴交谈。子路提起他的抱负说:“我愿意把我的车、马、衣、裘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我也不怨恨 (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回则说:“我希望能不矜夸自己的好处;能不把烦难的事情,推到别人头上(愿无伐善,无施劳)!”他们两人,都警觉到“敬人”的重要,只是子路的想法,似乎偏向经济物质层面,比较粗浅;颜渊则不专重物质,兼及精神层面,境界较高。

  后来子路建议孔子,也谈一谈自己的心愿,想不到孔子仅仅简要地说:“我要使老年人觉得安稳;朋友们对我信赖;年轻人对我怀念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关怀别人,要使对方不承受任何压力,轻松愉快地受到关怀,是安人的最高境界。

  中国人深怕欠人家的情,甚至为了怕承受太多的情而“不领情”。你敬他,他不免提高警觉:“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从前吴起将军对部属爱护备至,他为了替一个长肿疱的士兵除毒,亲自用嘴巴去吸吮那个肿庖的脓。消息传到那个士兵的母亲,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因为她已经知道,将军的爱使得她的儿子不能不舍命死战。想到儿子必死,做母亲的当然非常悲伤。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使得中国人处处谨慎,时时提防,不忘“良禽择木而栖,志士择人而事”。

  上司选择部属,部属也考验上司,自古已然。现代组织严密,人浮于事,但是中国人向来“能忍耐,不死心”。他忍着不说,不抗争,也不表现不满,而对于“希望有一天能够幸遇明主,为他拼命”的信念,却永不绝望。

  对待中国员工,管他,他偏不服;理他,他又将信将疑。最好的办法,便是“安他”。管理的“安人之道”,乃是居于人所固有的一颗爱心,爱人如己,把人我之见,消除到最低限度。你理他,他不理你,是由于他“患不安”,一旦“安”了,自然会有正当的反应,因为这才是人之常情。

  员工的不安,不外乎“不会做”、“不肯做”、“不敢做”、“不多做”、“不当做”。不会做的不安,是由于知能不足、技术欠佳、过程不明了,或者标准不确定,所以必须“教他”;不肯做的不安,乃系于待遇低、工作多,同仁之间相处不愉快,因此要“知他”;不敢做的不安,表现在怕做错,怕挨骂受罚,务必要“谅他”;不多做的不安,则是内心恐惧,深怕越分招忌,或功高震主,就应该“信他”;至于不当做的不安,无非已经做错了事,惟恐从此不再受到信任,所以应该“用他”。这“教他”、“知他”、“谅他”、“信他”、“用他”,一以“诚”为本,即为“仁者无敌”的“安人之道”。如图4-2-1。

  中国人最喜欢“自动自发”,他之所以表现“被动”、“保守”、“消极”、“不长进”,乃是历来教育的偏失、环境的误导所造成的。对待中国员工,惟有从“管人” (消极约束) 导入“理人” (积极领导),然后“安人” (自动自发),由“管”迈向“不管之管”,亦即由“有为”而“无为”,才是光明有效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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